的经营许可证，才能参与贩卖外夷奴仆之事，
商行名称需要写在买卖契书上。
所有贩卖的奴仆身体之上，必须使用烙铁烫印或者是刺青标注的编号，编号必须写入到市舶司奴籍和买卖契书之上。
即合法的奴仆必须有奴籍，有映射市舶司编号可查，要能知道是哪个商行从海外送来的，否则严厉惩办买卖相关人员。
所有男奴都必须净身，允许百姓购买使用这些阉奴，但必须有市舶司发放的奴籍。
众人听着朱元璋的这些安排，心中都稍微有些意外。
大家此前都没有想到，朱元璋对海外之事竟然有如此大的兴趣，
而且和以往的作战一样，安排的是如此详细，
至于捕奴之事，与在海外大量设立卫所相比，并不那么引人注意。
捕获人口在古代属于非常正常的事情，现场文武官员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至于给外夷净身，就是用阉人，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们反而觉得这是给他们开了新特权，
以前只有皇帝才能无限使用，就连王府都只有少数名额。
所有人都意识不到，朱桓此时规划的捕奴之事，可不是以前捕获人口了。
不再是封建农耕时代的奴仆，而资本主义性质的奴隶。
再加之大明现在才刚刚创建，各种规则和利益群体还没有真正形成，现在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试着做一做的时代。
某些事情做的多了，才会形成越来越大的惯性。
如果捕奴这种事情成了产业，那大明周边外夷们的噩梦那就要正式开始了。
朱元璋把海军都督府、海军都司、海军卫所的事情安排下去。
让将领们回去筹备，尽快开始正式建设。
两年以前，朱元璋按照朱桓的专门提醒，单独筹建训练的那个海军元师府，现在也被朱元璋直接调拨过来。
朱元璋将其更名为靖海卫，直接归海军都督府管辖，不纳入近海都司。
元帅俞通源任靖海卫指挥使，副元帅廖升任靖海卫指挥同知。
因为主力海军将到处征战，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镇守，所以命名方法参照十七卫殿前亲军。
不再以具体的驻扎地点命名，改用各种合适的词语来命名。
朱元璋把俞通源和廖升直接召来，又叫了四个掌握六分仪和绘图的天文生。
给他们安排了第一次外海勘探测绘任务。
把军队的任务安排下去，朱元璋就让他们先离开。
让李善长负责，拟定给四川、云南、漠北、西域、西藩等未附之地的诏书。
单独准备给安南、高丽、日本、爪哇等海外诸国的诏书。
朱元璋是个非常现实的人，对内的登基诏书照顾了元朝遗老遗少的情绪，稍微给元朝留了一些脸面。
虽然提到了驱逐挞虏，但没有直接将元朝视为伪朝，而是说元朝虽然曾经得到了天命，但是后来昏乱无道。
但给安南等海外诸国的诏书上，就直接痛骂元朝是胡虏窃据中原，声明大明是恢复了中华天下。
因为安南、日本、爪哇等国并未被元朝实际统治，当地的统治集团也确实视元朝为胡虏，也觉得胡虏窃据了中原。
历史上就有类似的两种诏书几乎同时代出现，单纯看内容似乎有些精神分裂，但都是基于现实需要而撰写出来的。
后世批评朱元璋尊元朝为正统，而在元史中称红巾军为贼。
但元史编撰只用了一年，就是为了劝降北元旧部、安抚元朝遗老遗少们用的。
这个时代的文人，江南的地主阶级乃至理学大家们，多视元朝为正统。
朱元璋作为红巾军出身的“贼”，在他们眼中那真的就是贼寇，
官修元史中把红币军称为贼，甚至有一次把其中的朱元璋也被一起骂了，这还真的不一定是失误，可能是修书文人故意为之。
朱元璋征召地方文人出仕为官，很多人坚决推辞，继续遥尊元廷为正朔，甚至不用明朝的洪武年号，继续用元朝的年号。
很多文人始终认为明朝君臣都是反贼、逆贼、贼寇。
就连宋濂、刘基这种已经在明朝当官的，私下里仍旧同情乃至惋惜元朝。
实际上朱元璋和刘邦一样现实。
秦末乱世，六国遗民都认为应该诛暴秦，伐无道。
那刘邦也宣称：诛暴秦、伐无道。
把所以诛暴秦的人都可以供起来，可以给陈胜、吴广立庙。
而在元末的这个时代，掌握地方经济的士大夫文人们，并不觉得需要诛暴元。
反而觉得南北两路红币军都是贼寇。
那朱元璋要借用地主集团的力量，就不能过度批评元朝。
如果把朱元璋和刘邦的位置调换一下，他们应该也会做出非常类似的决策。
朱元璋成了刘邦，一定也会喊：诛暴秦，伐无道。
刘邦若是成了朱元璋，多半也会捏着鼻子说，或者被动的被人记载：我本布衣，乐生于有元之世暴兵忽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