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府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街巷间仍残留着战火的痕迹。
断壁残垣旁堆积着碎石，墙角的血迹已干涸发黑，偶尔能见到散落的兵器与破损的旗帜。
但平乱的号角早已吹响，在李铁头伏诛后的数日里，邓邵煜率领明军与地方官吏一道，有条不紊地推进勘乱事宜，让这座饱经战火的江南名城，渐渐从动荡中复苏。
王好贤、李铁头掀起的伪顺之乱，虽已土崩瓦解，但残馀的叛乱分子仍未肃清。
一部分内核党羽此前已逃遁至绍兴府，依附太子王明璋，负隅顽抗。
更多散兵游勇则化整为零，或藏匿于杭州府下辖的州县乡野，或盘踞在山林水寨，伺机作乱。
因此，明军并未松懈，分兵多路展开清剿，挨村挨户排查，遇有顽抗者当即剿灭，对弃械投降者则登记造册，统一处置。
这场清剿虽耗时费力，却彻底拔除了伪顺的残馀势力，让杭州府的秩序得以稳固。
勘乱的内核，首在安抚民心。
邓邵煜第一道军令便是打开杭州府库与伪顺囤积的粮仓，将粮食、布匹、药材等物资分发给受灾百姓。
官吏们带着士兵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登记伤亡与损失，对失去家园的流民，划拨城郊空地搭建临时棚屋，发放种子与农具。
对受伤的百姓，设立临时医馆，由随军郎中诊治。
“官军进城，不扰百姓”的口号传遍街巷，明军严守军纪，秋毫无犯，渐渐抚平了百姓心中的创伤，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也日渐浓郁。
对于被俘的伪顺叛军，处置之法早已拟定。
青壮俘虏被编成若干劳役队，身着统一的灰色号服，在官兵监督下投入重建工作。
修缮被战火损毁的城墙、官署、粮仓。
清理街巷中的碎石与尸体。
疏浚淤塞的河道，为后续的农业生产做准备。
同时，还需开垦城郊的荒田，兴修水利设施。
这些青壮虽曾为贼，但在严苛的军纪与充足的口粮保障下，皆不敢懈迨，每日劳作不止，成为杭州府恢复元气的重要力量。
而被俘的一万名老弱叛军，则另有安排。
随着朝廷筹备中国台湾府的事宜提上日程，移民实边成为当务之急。
虽暂不急于大规模开发中国台湾，但将这些老弱俘虏迁往中国台湾，却是代价最小的移民之策。
天津水师的海沧船与福船轮番往返，将老弱俘虏分批运送至中国台湾岛。
每艘船上都配备了医官与粮食，抵达中国台湾后，官吏们将其安置在预先划定的局域，分配土地与农具，教授耕作之法。
之所以选择老弱而非青壮，实则是朝廷的深思熟虑。
如今大明在中国台湾的驻军与官吏数量有限，控制力尚浅，青壮俘虏身强力壮，若心怀异心，极易逃亡或作乱。
而老弱群体行动不便，更易被控制，也能为中国台湾的开发奠定初步的人口基础土地与产业的整顿，是此次勘乱的重中之重。
救灾司与清田司的官吏紧随明军入城，迅速展开土地清丈工作。
他们带着图册与量具，逐村逐户核实田亩数量与归属，将伪顺叛军侵占的民田、逃亡士绅遗留的无主之地，以及伪顺政权没收的官田，统一登记造册。
最终，清丈出的土地一半分给无地、少地的百姓，颁发地契，保障其耕种权益。
另一半则收归少府，充作官田，由官府招募佃户耕种，收取租税，充实国库。
盐田作为江南的重要财源，也被救灾司彻底接管。
此前依附伪顺的盐商或逃或被抄家，官府重新组建盐场管理机构，招募盐工，恢复盐的生产与运输，盐税收入直接归入少府，成为朝廷的稳定财源。
除此之外，杭州府境内的布业、丝织业、瓷器作坊等商业产业，凡此前依附伪顺、或由叛乱分子经营的，皆被朝廷收回国有，由官府统一管理经营。
这些产业本就是江南的支柱产业，恢复生产后，不仅能保障民生所需，更能为朝廷带来巨额税收。
并且。
此番打下杭州府，朝廷可谓是满载而归。
府库中不仅缴获了伪顺囤积的数百万两白银、数十万石粮食，更通过土地清丈与产业国有化，掌控了江南最富庶的一片财源，国库瞬间充盈起来。
而那些曾经盘踞杭州府的江南士绅，此刻早已没了往日的风光。
一部分有远见者，早在伪顺大势已去时便收拾细软，逃遁至绍兴府或其他未遭战火之地。
另一部分顽固依附伪顺、助纣为虐的士绅，则成了朝廷清算的对象。
家产被抄没，土地被收回，男丁流放边疆，女眷入官为奴。
没有了士绅势力的阻挠，官府的各项整顿措施推行得异常顺畅，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
江南的士绅阶层，向来是地方的“土皇帝”。
杭州府的士绅自不必说，南直隶、浙江一带的世家大族，更是世代盘踞一方，掌控着土地、商业与文脉，连官府都要让其三分。
如今朝廷清丈土地、收回盐田与工商产业，抄没从贼士绅家产，甚至将无主之地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