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产业，抄没从贼士绅家产，甚至将无主之地半数收归官田。
这般“剥夺”，怎能不让他们心生怨怼？
私下里，不少士绅聚在密室之中，面色铁青地抱怨。
“陛下此举，简直是刮地三尺！”
一位白发老绅重重拍案。
“我家世代经营的丝织作坊，竟被官府强行收归国有，只给了些许微薄补偿，这与抢夺何异？”
另一位中年士绅附和道：“清丈土地更是严苛，连祖辈传下的祭田都要核查，稍有隐瞒便按从贼附逆”论处，这日子没法过了！”
怨气虽深，不满虽烈，却没有一人敢公开反抗。
他们心中清楚，如今的大明，早已不是那个皇权止于县治、士绅可与官府分庭抗礼的时代了。
朝堂之上，官员联合复社众人，曾试图以“祖制”“民生”为由，弹劾朝廷“苛待士绅、动摇国本”，结果天启帝下旨，以“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的罪名将其枭首示众，复社骨干或斩或流放，朝堂之上再无人敢为士绅发声。
这血淋淋的教训，让所有士绅都明白，与皇权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
地方上，那些依附伪顺、试图以武力反抗朝廷的土绅，早已在明军的围剿中家破人亡。
他们曾寄望于伪顺能制衡皇权，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李铁头的复灭，彻底击碎了这份幻想。
无论是朝堂抗议，还是武装反抗，所有能想到的手段都已用尽，却换来“轻则抄家、重则砍头”的结局。
面对皇帝的大军压境与雷霆手段，士绅们纵有千般不满，也只能硬生生吞进肚子里，表面上唯唯诺诺，不敢有半分表露。
对于朱由校而言，士绅的态度从来不是他关注的内核。
“能用则用，不能用则弃”，这是他的执政铁律。
他深知，大明的根基从来不是那些盘剥百姓、囤积财富的土绅，而是遍布天下的黎民百姓。
只要稳住百姓的基本盘，让他们有田种、有饭吃、有衣穿，天下便乱不了。
放在以前，大明朝的皇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皇权不下县”的千年积弊，让朝廷的政令只能停留在县衙，乡野之间全靠士绅、宗族自行治理，皇帝对基层的掌控力薄弱至极。
但如今，朱由校设立的救灾司、清田司，彻底打破了这一僵局。
救灾司的官吏不再局限于县城，而是深入乡、村，设立常驻机构，直接对接百姓。
他们不仅负责赈灾、分田、兴修水利，更承担着传递皇命、登记人口、调解纠纷的职责，成为皇权延伸至基层的“毛细血管”。
更关键的是，救灾司的基层武官，大多由九边退伍的老兵担任。
这些老兵军纪严明、战力强悍，又熟悉官府运作，再辅以本地招募的民兵，组成了遍布乡野的基层武装。
士绅们以往赖以掌控基层的宗族势力、乡约制度，在救灾司与基层武装面前，彻底失去了作用。
他们再也无法象以前那样隐匿田亩、操控赋税、煽动百姓，甚至连私下串联都难以做到。
救灾司的官吏与士兵遍布各村，任何风吹草动都能第一时间上报，稍有异动便会被迅速镇压。
如今的江南，士绅虽仍坐拥部分财富与声望，却已失去了与皇权抗衡的资本。
他们只能看着朝廷将土地分给百姓，将产业收归国有，看着救灾司的旗帜插遍乡野，看着皇权一步步下沉到每一个角落。
而这一切，都让大明的基层统治变得前所未有的稳固。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士绅，如今只能蛰伏隐忍，祈祷朝廷能网开一面。
但他们心中清楚，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早已随着天启帝的铁腕改革，一去不复返了。
另外一边。
绍兴府治会稽。
自越王勾践在此建都始，便承载着千年文脉与城防积淀。
青石板铺就的街巷蜿蜒曲折，乌篷船在环城河道中悠然划过，白墙黛瓦的民居间点缀着古朴牌坊，本该是“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的江南胜景，此刻却被浓重的兵戈之气笼罩。
城门紧闭，城头竖起“天顺”旗号，却难掩守军的惶惶不安。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已被王明璋的残部占据，成为伪顺政权最后的苟延之地。
当杭州府陷落、李铁头身死钱塘江的消息传入会稽府衙时，王明璋正身着仓促缝制的龙袍，端坐于临时改设的“金銮殿”内。
听闻弑父夺位的李铁头伏诛，他先是拍案而起，放声大笑：“好！死得好！这乱臣贼子，终于遭了报应！”
他的眉宇间满是复仇的快意，仿佛压在心头的巨石骤然落地。
可笑声未歇，他的笑容便僵在脸上，眉头渐渐拧成一个疙瘩。
狂喜褪去，刺骨的寒意顺着脊背蔓延开来。
李铁头麾下有数万之众，尚且抵挡不住明军的雷霆攻势，短短一月便城破人亡。
而他王明璋，自与李铁头决裂后，仅带走数千精锐，辗转逃至绍兴府，虽强行登基称帝，号称“大顺唯一正统”，但实力较李铁头尚且不及三成，如今直面明军兵锋，又能支撑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