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自他登基以来，内有流寇作乱，外有群狼环伺，江南大顺虽属癣疥之疾，却也暴露出大明军事体系的沉疴。
将才匮乏，已成王朝奋起的最大桎梏。
而这一切的根源，便是因为明朝的选才制度不合理。
明朝武举自洪武年间确立，本为遴选勇武之士、充实军旅而设，可历经两百馀年演变，早已沦为徒具形式的空壳。
有明一朝，自洪武至崇祯，累计录取武进士约四千八十人之众，这般庞大的基数，本应是大明军队的栋梁之材，可翻阅史书便知，真正能以武举出身跻身名将之列、独当一面者，不过二十馀人，成材率不足千分之五。
即便曾涌现出戚继光、俞大猷这般横扫倭寇、威震边疆的旷世奇才，也终究是沙里淘金的个例，难掩整体体系的崩坏。
这衰败，一则受制于世袭军制的根深蒂固。
明朝卫所制度下，军官多为世袭承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即便子嗣庸碌无能，也能凭借祖荫占据武职，挤占了武举人才的上升信道。
二则囿于政策限制的层层束缚，武举虽设“先试谋略，次试武艺”的祖制，可到了中后期，文官集团主导朝政，武职地位日渐低下。
武举人即便通过考核，大多也仅能授予百户、千户之类的低级武职，或是长期候补待缺，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用武之地。
如此遴选将才，如同涓涓细流导入江海，速度缓慢不说，更难成气候，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局势，早已捉襟见肘。
那么大明朝的将才，究竟从何而来？
细数朝堂名将，大多逃不开两类路径。
一类是文官转任武将，如历史上袁可立督师登莱、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袁崇焕镇守辽东，皆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因时局所需披挂上阵。
另一类便是世袭将门之后，凭借祖上军功承袭爵位，执掌兵权。
可这两类人，终究难脱先天缺陷。
文官虽饱读诗书、深谙权谋，却大多缺乏系统性的军事训练，排兵布阵、临阵决断多靠临场摸索与天赋悟性。
世袭军官则多耽于享乐、疏于操练，不少人连弓马娴熟都做不到，更遑论理解兵法谋略、洞悉战场虚实。
能如熊廷弼般刚正善谋、洪承畴般运筹惟幄、袁可立般文武双全者，不过是万里挑一的偶然，根本无法填补王朝对将才的海量须求。
更满足不了朱由校的武将的须求。
朱由校心中装着的，是重振大明声威、重现汉唐雄风，甚至远迈汉唐！
北定草原，收复漠北失地！
西出玉门，重开西域商路，联通中亚诸国！
南涉重洋，经略南洋诸岛，掌控海上贸易命脉，一如当年忽必烈远征爪哇、
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壮阔格局。
这每一项宏图伟业，都需要数以百计的合格将领。
他们不仅要对大明忠心耿耿，更要深谙兵法谋略，能领兵布阵、攻守有度，还要通晓天文地理，懂季风洋流以利跨海远征，知山川险隘以助陆地行军，明边疆风土以安民心、固城防。
这般要求，早已超越了传统武将“匹夫之勇”的范畴，直指后世新式军官的内核特质。
朱由校要的不是只会挥刀斩将的武夫，而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复合型人才。
既要能在战场上披坚执锐、决胜千里，也要能在军帐中草拟策论、规划后勤。
既要懂舆图测绘、兵工制造，也要通外交辞令、民政治理。
这绝非易事，需革除旧制、另起炉灶，需耗费海量人力物力，更要顶住文官集团与世袭将门的阻力。
但朱由校眼神坚定，心中早已下定决心。
唯有彻底革新军事人才培养体系，让大明军队涌现出源源不断的合格将领，才能破壁而出，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局，让这垂垂老矣的王朝，重新焕发出开拓疆土、震慑四方的磅礴生机。
他要让每一位从军校走出的军官，都成为实打实的“天子门生”。
他们的功名前程系于帝王，他们的军事学识源自御授，这份君臣师徒的双重羁拌，远比世袭荫庇、文官举荐更能筑牢忠诚的根基。
“天子门生”本就是皇权绑定人才的利器，而朱由校要将这份绑定推向极致。
这些军官不仅会因“帝师亲授”的身份地位尊崇，更会在系统化的培养中，彻底认同他的治国方略与拓疆蓝图。
忠诚、能战、知大局，这正是内忧外患的大明最迫切需要的力量，也是他撬动陈旧军事体系的关键支点。
此刻。
乾清宫内夜色如墨，唯有御案上的两盏油灯跳跃着昏黄的光，将朱由校的身影拉得顾长。
殿外梆子声三响，子时已至。
周妙玄身着一袭素色宫女袍服，轻步缓行而来。
她姿容绝色，即便宽松的宫装也难掩窈窕身段，只是此刻，那双含着秋水的眼眸里，没有半分女儿家的娇羞，唯有浓得化不开的担忧。
“陛下，都子时了，该歇息了。”
她的声音轻柔得如同殿外的夜风，生怕惊扰了御案后沉思的帝王。
自她入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