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将九人，分驻九路，直接管辖各路兵马。
比如阳和参将驻阳和城，专司防御阴山方向的蒙古部落。
平虏参将驻平虏城，重点防范河套地区的袭扰。
这些将领多是久历沙场的宿将，个个熟悉边地军务，只是近年来受“吃空饷”之风影响，不少职位成了权贵子弟的“镀金之地”，真正能打仗的将领，反倒越来越少。
大同镇的防御工事，更是集大明边墙技术之大成。
内核是嘉靖年间构筑的“内五堡”防御群。
即镇边堡、镇川堡、宏赐堡、镇虏堡、镇河堡，这五座堡垒呈“一字长蛇阵”排布在大同城北三十里处，堡与堡之间相距十里，堡内驻有精锐边军，堡外挖有深壕，壕边植满荆棘，形成第一道纵深防线。
这套工事是嘉靖二十四年，总督翁万达为抵御俺答汗入侵所建，建成后，多次挫败蒙古部落的突袭，成了大同城北的“铁壁”。
再往外，便是成化二十一年，延绥巡抚馀子俊督建的边墙体系。
这段边墙西起大同右卫，东至阳和口，全长三百馀里，墙体用夯土筑成，外包青砖，高两丈五尺，顶阔一丈五尺，可容两马并行。
每隔二里筑一座墩台，墩台高三丈，台上驻有哨卒，台下可藏兵百人，遇有敌情，墩台之间可通过举烟、鸣炮传递信号。
白日举烟，黑夜点火，若遇大队敌军，再鸣炮为号，半日之内，消息便可传遍全镇。
这套边墙与墩台、壕堑结合，形成了第二道防线，与内五堡呼应，构成“内外联防”的格局。
最外围的，便是复盖全镇的烽火通信网。
四道九路下辖的七十座城堡，每座城堡都设有烽火台，大城堡旁设三座，小哨堡旁设一座，烽火台之间相距三里，形成密集的信号网络。
一旦蒙古部落入境，最前沿的哨堡先举火，相邻的烽火台依次传递，不到一个时辰，总兵府便可得知入侵的方向与兵力。
这套系统在成化、弘治年间运转流畅，只是到了万历后期，因边军缺饷、哨卒逃亡，不少烽火台成了空台，通信效率大打折扣。
正因这般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同才被称为“京师之藩屏”。
可以说，大同安，则北疆安；大同乱，则京师危。
然而，这般雄关重镇，如今却隐伏着巨大的隐患。
越往大同以西，靠近陕西的方向，气候越发干旱。
自天启元年入夏以来，陕西北部、山西西部便滴雨未下，田地里的庄稼尽数枯死，河沟里的水干涸见底，百姓们吃不上饭，只能背井离乡，往相对富庶的大同方向逃来。
起初。
只是零星的流民，靠着乞讨为生。
可到了天启二年春，流民竟渐渐聚成了规模，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成了“成建制”的流民群体。
他们不象寻常流民那般四散逃亡，而是盘踞在大同以西的左云县、右玉县等偏远县域，占了废弃的军堡作为聚集地。
这些流民大多是农民，也有少量逃兵、手工业者，他们虽未举起反旗，却已开始劫掠过往商旅。
大同到陕西的商道上，常有驮着粮食、布匹的商队被劫，商人们要么被抢走货物，要么被勒索“买路钱”，稍有反抗，便会被流民殴打，甚至杀害。
左云县的百姓更是不堪其扰。
流民们缺粮时，会偷偷潜入村庄，抢百姓的存粮。
缺盐时，会砸开县城外的盐铺；到了夜里，还会在县城外游荡，吓得百姓不敢出门。
地方官也曾派兵驱赶，可流民人数太多，官兵一到，他们便躲进深山。
官兵一走，他们又回到军堡，往复几次，地方官也没了办法，只能上报大同镇总兵府，请求派兵围剿。
只是此刻的大同镇，自身也面临着“吃空饷”的困境。
帐面上有八万三千官兵，实际能调动的，不过三万馀人，还要分守七十座城堡，根本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对付流民。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些流民中，有不少是陕西边军的逃兵，他们懂武艺、会布阵，若是长期盘踞，难保不会生出反叛之心。
这些情报，便是锦衣卫千户，卢剑星调查出来的结果。
如果说宣府的主要问题是边军造反的话。
那么
大同镇以西的问题，那就是百姓要造反了。
若是，朝廷将这些边镇将领逼急了。
边军裹挟着民乱，恐怕真可能出大乱子。
而且
大同镇流民的隐患，背后，想必也有人在推波助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