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主力作战，导致附庸溃败，进而牵连本部溃败，士兵丢了牛羊、弃了兵器，只顾着往草原跑，连他自己的福晋都顾不上。
这般胆识、这般战力，就算心生怨恨，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草原的方向，语气愈发冷冽：
“如今科尔沁部刚归附大明，内喀尔喀五部也有亲明势力，只要我传一道令，让这两部出兵夹击察哈尔部，林丹汗刚遭重创的部众，连抵挡的力气都没有。
要么战败投降，要么逃往漠北，这漠南草原，自然再无他的容身之地。”
周文焕闻言，心中的担忧稍减，却又想起另一桩事，问道：
“明公所言极是，只是科尔沁与内喀尔喀两部，虽眼下亲附大明，却也未必能长久。
草原部落向来‘强者为尊’，若日后大明军力稍有衰退，或是他们自身势力壮大，恐怕也会生出二心，重蹈林丹汗的复辙。”
这话正好说到了熊廷弼的心坎里。
“你说得对，这才是真正的难题。自洪武、永乐以来，我大明对付草原部落，无非是‘军事镇压’与‘羁縻安抚’两策。
成祖五征蒙古，打得草原部落望风而逃，可他老人家一驾崩，边患便又起；后来的‘羁縻’，不过是封王赐爵、开放互市，却管不住部落首领的野心，该劫掠时还是劫掠，该反叛时还是反叛。”
他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
“说到底，草原的症结在于‘流动性’。牧民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稳定的生计，一旦遭遇天灾或是部落衰败，便只能靠劫掠为生。
你今日杀了一批，明日漠北牧民又会迁过来，杀不完，也防不住。
想要彻底解决草原之患，不能只靠刀枪，得换个法子。”
周文焕眼中闪过一丝好奇：“明公已有良策？”
熊廷弼确实已经有了根治蒙古诸部的办法。
但具体来说，这不是他的办法，而是皇帝的办法。
陛下在与他的密信交谈之中，说出了他对彻底解决草原之患的构想。
熊廷弼眼神闪铄，开始在脑中回忆起朱由校写给他的密信内容了。
第一步，便是军事征服与武力威慑，为所有后续手段打下根基。
陛下的构想里，绝非简单击败某一部落，而是要“犁庭扫穴”。
集中辽东、宣府、大同的明军精锐，先荡平漠南草原中不顺服的势力，尤其是林丹汗这类反复无常的部落。
待武力压制后，在蒙古内核局域设立“蒙古都护府”，下辖卫所，派驻至少两万明军常驻，不仅要监控部落动向，还要收缴散落的兵器、清查户口，甚至划定“禁牧区”，严禁部落靠近明军驻地。
“打要打得疼，压要压得死”。
陛下当时这般写道：“让他们知道，大明的刀，既能斩建奴，也能斩不驯的草原人。”
第二步，是政治分化与盟旗制度，将草原的“整块骨头”拆成细碎的“肉末”。
陛下特意在纸上画了密密麻麻的小圈，解释道：“不能让蒙古人再聚成大族，要把他们拆成两百多个旗，譬如说喀尔喀分八十六旗，察哈尔分三十旗，剩下的分给内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每旗最多三百户，再多便拆分。”
每一面旗都要划定固定的牧场，用界碑标出范围，严禁越界迁徙，更不许不同旗之间私下联合。
旗的最高长官“札萨克”，必须由明廷亲自任命，且多从部落中资历浅、势力弱的贵族里挑选，还规定“札萨克每三个月需向都护府述职，相邻旗的札萨克需互相监督，若有异动，先揭发者可获赏”。
如此一来，部落的凝聚力被彻底打散，再难形成能与大明抗衡的势力。
你想联合，牧场不相邻。
你想反叛，隔壁旗的札萨克为了赏银，第一个就会告发你。
第三步，是宗教控制，用黄教的“软刀子”，割掉蒙古人的尚武精神。
陛下当时特意提到“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并非简单扶持宗教，而是要将黄教变成大明控制蒙古的工具。
大明会在各旗修建寺庙，邀请西藏的喇嘛来主持，还规定“蒙古男性出家为喇嘛者，可免除部落的赋税徭役，其家人还能获得大明赏赐的布匹”。
这般利诱之下，大量蒙古男人会选择出家。
一来不用承担兵役，二来能让家人过得好。
可长远来看，男性出家者多了，蒙古的人口自然会减少，青壮劳动力不足，连放牧都成问题，更别提组建军队。
而寺庙会渐渐掌控各旗的牧场与财富，喇嘛阶层依赖明廷的支持，自然会成为大明在蒙古的“代理人”。
他们会在讲经时宣扬“顺从大明者得福报”，会向都护府告密那些“有异心”的部落贵族，潜移默化中，让蒙古人从“尚武”变成“顺服”。
第四步，是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封锁，让蒙古永远停留在落后的“牢笼”里。
陛下的策略里，“愚民”是关键。
严禁蒙古部落与中原进行除“互市”外的任何商贸往来，互市中只允许交易皮毛、牛羊等初级产品，严禁出售铁器、农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