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尚未形成明确的派系，却已隐隐有了“叶何阵营”的雏形，与此前依附方从哲的官员形成微妙的制衡。
与此相对的，是首辅方从哲日渐显露的力不从心。
这位曾在泰昌朝过渡期间稳定朝局的老臣，本就以“中庸”着称，如今面对叶向高的威望与何宗彦的干练，愈发难以掌控内阁节奏。
不过，朝局的变动也并非全是隐患。
有了叶向高统筹全局、何宗彦细化执行，朝中诸事的运转效率明显加快：
此前因派系争议而搁置的边军屯田方案，很快拟定了具体章程。
地方上报的番薯推广难题，也得到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就连此前拖延许久的江南税政清查，也有了突破性进展。
江南各府县的税表，终于陆续递到了户部，且初步核算的税银数额，比去年同期多了近一成。
消息传到东暖阁，朱由校脸上却没有太多喜悦，反而眼神愈发深邃。
“多缴一成？”
朱由校声音虽轻，却带着几分冷冽之意。
“见朕用了叶向高、何宗彦，便以为朕准备倒方，给朕几颗甜枣来了？”
可这点甜枣，可满足不了他！
在朱由校看来，江南税银的增长，恰恰印证了此前清查的必要性，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整顿江南官场的决心。
这些新增的税银，不过是冰山一角，若能彻底厘清江南的田产与税赋，国库的充盈程度将远超预期。
就在朝堂忙着梳理政务的同时，另一桩关乎军心的大事也终于筹备就绪。
经过大半个月的调度，第一批赏赐辽东将士的物资，已在通州码头整装待发。
五十万两赏银分装在数百个加固的木箱中，千匹彩缎整齐迭放在特制的布囊里，还有蟒衣、丹书铁券等像征荣誉的物件，皆由专人看管。
此次押送任务，朱由校特意委派了太监王承恩。
这位太监此前多次负责封赏之事，从无差错。
在朱由校的亲自授意下，负责押送辽东封赏物资的王承恩，并未按原定的“通州-山海关-辽东”路线行进，而是临时调整路线，先绕道蓟镇。
原因无他，朱由校要让在此整顿军务多日的杨涟，与王承恩一同前往辽东犒军。
自领旨赴蓟镇整顿边军以来，杨涟便以雷厉风行的姿态投入工作。
他抵达蓟镇后，仅用十日便厘清了蓟镇“兵额虚冒”的沉疴。
弹劾惩处了百馀名贪腐将领，其中不乏总兵级别的高官。
同时重新核定兵额，补发拖欠士卒的军饷，更制定了“定期校阅、军功赏罚”的新规。
裁撤的空额，一年便可以为户部省下二十多万两的军饷支出，可谓功劳巨大。
而杨涟的整顿，短短一月，便让原本涣散的蓟镇军心竟有了明显改观。
士气大增！
此次朱由校派杨涟随行犒军，表面上是让他借犒军之机，实地考察辽东的军务部署，学习熊廷弼治军的经验，为后续整顿其他边镇积累经验，并且监督赏银与物资的发放。
边军之中“将领克扣赏银”是顽疾，此前多次战事结束后，朝廷赏赐的银钱、布帛，经将领层层盘剥，最终到士卒手中的往往不足三成，这也是导致军心涣散、士卒逃亡的重要原因。
此次辽东大捷，赏银物资数额巨大，朱由校绝不容许此类事情重演。
他特意密信嘱咐杨涟：“每一笔赏银、每一匹布帛，都要对照军功册，亲自交到立功士卒手中。
若发现有将领敢私吞、克扣，可先斩后奏，无需顾虑其官职高低。”
除此之外，路线改道蓟镇，还有一个现实考量。
蓟镇整顿期间，杨涟抄没了贪腐将领的家产，其中包括白银近两百万两、绸缎千馀匹、田产百馀顷。
这些抄没物资经朱由校批示，可充作辽东封赏的补充。
毕竟，要在半个月内凑齐近两百万两的赏银，对国库空虚的大明而言绝非易事。
内帑划拨五十万两，户部凑集八十万两，再加之蓟镇抄没的物资折银、地方藩王捐献的银两，才勉强凑够数额。
将蓟镇抄没物资随队押送，既能充实封赏，也能向辽东将士彰显朝廷“严惩贪腐、惠及士卒”的决心。
但这一切，都只是明面上的安排。
朱由校真正让杨涟前往辽东的内核原因，远比“犒军”“监督赏银”更为深远。
他要借杨涟之手，核查辽东军务，防止“尾大不掉”的隐患。
如今大明每年投入辽东的军饷、粮草、物资，折算白银高达数百万两，辽东驻军已达八万馀人，熊廷弼更是手握军政财三权，兼掌尚方剑，权势之重，堪称“辽东王”。
朱由校虽信任熊廷弼的忠诚与能力，却也深知“权力滋生腐败”的道理。
一旦边将手握重兵、掌控财权，若再出现“养寇自重”“私立山头”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此前万历朝的李成梁，便曾因长期镇守辽东，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虽有战功，却也为建奴崛起埋下隐患。
朱由校绝不容许历史重演。
辽东的战事，该以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