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了。
当即准备回科尔沁部。
看着布和带着岁赏车队渐渐远去的背影，熊廷弼站在雪地里，心中却是感慨起来了。
“这岁赏，当真是好制度啊！”
在他看来，明廷推行多年的岁赏制度，简直是中原王朝应对草原部落的“天才构想”。
这并非简单的财物馈赠，而是以极小的成本，撬动草原格局的精妙博弈。
用每年几万两白银、数千匹布帛的“小投入”，便能换取蒙古诸部的臣服或中立。
一方面，岁赏能填补草原部落物资匮乏的缺口，降低他们南下劫掠的动机。
毕竟，劫掠需冒生命风险，而接受岁赏只需保持与明廷的友好关系，两相对比，大多数部落都会选择后者，从而大大减少边境冲突，为辽东战事节省出更多兵力与精力。
另一方面，岁赏更是分化蒙古势力的利器，通过对不同部落给予不同额度的赏赐，扶持弱小部落、制衡强势部落，便能维持草原的战略平衡，防止任何一个部落独大，威胁明廷北疆安全。
此刻，熊廷弼的脑海中已开始勾勒建奴复灭后的草原蓝图。
林丹汗野心勃勃，一直妄图一统漠南草原，若是任由其发展，待建奴灭亡后，察哈尔部必将成为明廷新的威胁。
因此，扶持科尔沁部便成了必然选择：通过岁赏与联姻，将科尔沁部牢牢绑在明廷的战车上，使其成为制衡林丹汗的重要力量，届时草原上察哈尔、科尔沁两强并立，明廷便能坐收渔利，牢牢掌控草原局势。
当然，熊廷弼也清醒地认识到，岁赏制度并非完美无缺。
其弊端同样显而易见：
首先是巨大的物资消耗，嘉靖年间对俺答汗的抚赏，每年便需耗费十数万两白银，再加之布帛、茶叶等物资，长期下来对朝廷财政是不小的压力。
更棘手的是，部分蒙古部落渐渐将岁赏视为“理所当然的贡赋”。
一旦大明因财政紧张减少赏赐，或因边境摩擦暂停互市，他们便会立刻以武力威胁，甚至发动劫掠，形成“赏赐—劫掠—再赏赐”的恶性循环，不仅未能彻底解决蒙古的军事威胁，反而助长了部分部落的骄纵之气。
此外，赏赐不均的问题也极易引发矛盾，若对某一部落过于优厚，便会招致其他部落的不满，甚至可能激化部落间的冲突，反而给大明边境带来新的动荡。
可即便如此，在熊廷弼看来，岁赏制度的好处依旧远大于坏处。
相较于动辄耗费数百万两、死伤数万将士的大规模战争，岁赏的成本无疑更低。
而通过岁赏换来的边境稳定与战略制衡，更是战争难以实现的。
只要后续制定更完善的赏罚机制，根据部落的忠诚度与贡献度调整赏赐额度，便能最大限度规避弊端，让岁赏制度成为大明掌控草原的“利器”。
思绪渐定，熊廷弼收回目光，重新投向不远处的抚顺城。
此刻的明军大营，已暂停了大规模攻城行动，只留下少量兵力在城外警戒，防止建奴守军突围。
并非熊廷弼不愿尽快拿下抚顺，而是他在等一个关键消息。
林丹汗出兵攻打开原的消息。
按照之前的盟约，林丹汗需率两万骑兵突袭开原，牵制莽古尔泰的正蓝旗，防止其支持抚顺。
一旦开原战事打响，抚顺城中的代善得知后路可能被断，士气必将崩溃，届时明军再发动总攻，便能以最小的伤亡拿下抚顺。
“希望林丹汗能按时出兵罢！”
熊廷弼在一边想道。
与抚顺城的惨烈相比，开原城内却还显得安静。
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的府邸中，炭火盆里的松木烧得正旺，却驱不散这位大金贝勒心中的烦闷。
数日之前，他便收到了代善从抚顺发来的求援信，信中言辞恳切，直言抚顺被熊廷弼大军围困，请求他速派援兵。
可莽古尔泰捏着那封求援信，却迟迟没有动静。
只是派遣斥候去打探消息。
但他派往抚顺的斥候，十有八九一去不回，仅有的几个逃回来的，也个个面带惊恐，说抚顺已被明军层层包围，水泄不通，城破只在旦夕之间。
按理说，同为大金贝勒，他理应出兵援救，可莽古尔泰的心中，却藏着另一番算计。
“代善那厮，平日里仗着自己是大贝勒，处处压我一头，如今被困抚顺，也是活该。”
莽古尔泰坐在虎皮椅上，手中把玩着一把镶崁宝石的弯刀，语气中满是讥讽。
汗位之争早已暗流涌动，代善虽被废黜太子之位，却仍握有正红旗，麾下势力依旧强大，是他争夺汗位的最大对手之一。
代善的实力被削弱，对他而言，反倒是件好事。
更何况，他不久前收到的密报，更是让他坚定了按兵不动的心思。
密报称，代善暗中与黄台吉书信往来，似在商议汗位继承之事。
“两个老狐狸勾结在一起，当我是傻子不成？”
莽古尔泰重重将弯刀拍在桌案上，眼中闪过一丝狠厉。
“我若出兵救他，岂不是帮他巩固势力，日后反过来对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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