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bp;年初冬的北京，西伯利亚寒流裹挟着沙砾掠过长安街，一路向东扑向红星第二服装厂。
这座盘踞在东郊工业区的老厂房，曾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北纺织业的标杆&bp;——
上世纪&bp;70&bp;年代，它生产的&bp;“燕山牌”&bp;的确良衬衫凭耐穿挺括的特质，占据北方供销社&bp;60%&bp;的货架；
80&bp;年代，其改良版中山装成为机关单位、国企职工的标配，车间里&bp;28&bp;台德国进口缝纫机日夜轰鸣，鼎盛时年利税突破&bp;800&bp;万元，奖状贴满整整一面荣誉墙。
而如今，这一切都被时代转轨的尘埃覆盖：厂区主干道的柏油路开裂，露出底下的碎石；车间里半数机器蒙着厚厚的防尘布，金属部件在潮湿空气中锈出暗红斑纹；
斑驳墙体上&bp;“工人阶级领导一切”&bp;的红色标语，被雨水冲刷得只剩模糊轮廓，唯有梧桐树梢悬着的冰凌，在惨淡日光下折射出锐利而脆弱的光，像极了这家老厂的命运。
彼时，中国正处在国企改制的深水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4&bp;至&bp;1995&bp;年间，全国共有近&bp;3&bp;万家国有工业企业启动改制，其中&bp;70%&bp;面临设备老化、产能过剩的困境，近千万职工面临下岗、转岗的命运。
红星二厂便是其中之一：
连续三年亏损，负债达&bp;1200&bp;万元，238&bp;名职工已有半年未足额领到工资，原厂长带着技术骨干跳槽后，留下的只剩陈旧的生产线和一片惶惑。
当林凡&bp;——
这位年仅三十五岁、名下&bp;“笑笑宝贝屋”&bp;童装店刚在京城站稳脚跟的年轻商人，以承担全部债务、保障职工基本工资的条件接下这个&bp;“包袱”&bp;时，不仅厂区职工议论纷纷，就连行业内也一片哗然：
“一个做童装零售的毛头小子，想盘活老国企？怕不是来捡便宜的！”
所有人都预判会迎来一场&bp;“减员增效”&bp;的资本清洗&bp;——
毕竟同期北京另一家国营针织厂改制时，新老板第一时间裁掉了&bp;40%&bp;的老职工，引发了长达半个月的停工。
然而，交接头三天，林凡的举动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他没踏进装修一新的厂长办公室半步，反而终日&bp;“扎”&bp;在弥漫着机油与棉絮味的车间里：
清晨七点就戴着安全帽出现在车间门口，指尖抚过生锈的齿轮，感受着金属冷却后的僵硬；中午和工人挤在食堂，捧着搪瓷碗听他们抱怨工资拖欠、子女入学难；
傍晚蹲在厂区花坛边，看老工人摩挲着工具柜里的剪刀与皮尺，眼神里满是不舍。
三天下来，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不仅有设备型号、生产流程，更有每个职工的工龄、技能特长甚至家庭困境。
他渐渐洞悉了比设备老化、债务高企更棘手的症结&bp;——
那是一种浸透骨髓的&bp;“人心慌”，是&bp;238&bp;名职工在命运悬而未决时，用沉默、审视与叹息织成的无形壁垒。
58&bp;岁的王师傅是厂里的老缝纫工，从&bp;18&bp;岁进车间算起，三十年光阴都耗在了缝纫机前。
他的右手食指因为常年顶针引线，结着厚厚的老茧，那把德国产的裁缝剪刀被他磨得锃亮，刀刃上还刻着自己的名字。
得知工厂改制，他连续几夜失眠，枕头下压着全家的户口本&bp;——
老伴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儿子刚考上大学，全家就靠他每月三百多元的工资糊口。
“新老板肯定要裁掉我们这些老家伙，”&bp;他私下里跟老伙计们叹气，“我这手艺除了做衣服啥也不会，真下岗了，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
说着便摩挲着剪刀，指腹蹭过冰冷的金属面，像是在守护最后一丝尊严。
质检主任张桂兰今年&bp;45&bp;岁，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1985&bp;年刚进厂就参与制定了检验手册。
那本泛黄的手册被她用塑料皮包裹着，纸页上的折痕如眉间的沟壑般深重，每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可如今，市场上的童装、休闲装要求更灵活的检验标准，而她手里的手册还执着于&bp;“针脚密度每厘米不少于&bp;8&bp;针”“衣长误差不超过&bp;0.5&bp;厘米”&bp;的老规矩。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穿宽松款、个性款，”
她拿着一件市场上流行的牛仔外套，对着手册反复比对，眼神迷茫，
“新老板要是换了新设备、新标准，我这十几年的经验不就成了废纸？”
就连&bp;22&bp;岁的年轻学徒小李也躲在墙角窃窃私语。
他是三年前从纺织技校毕业的，学的是传统缝纫工艺，最擅长做中山装的翻领裁剪。听说新老板要引进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