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家庭问题。更严重的是找工作，生存问题。
年底的求职，对苏予锦来说，更像是一场处处碰壁的、无声的消耗战。时间的苛刻要求，是横在她面前第一道，也是最现实的关卡。
面试官问：“能接受偶尔加班吗？项目紧急的时候可能需要随叫随到。”
她喉咙发紧，只能说：“我……尽量。但家里孩子小，下午需要接……”
对方的目光立刻带上了审视，点点头，不再深问，但结果往往石沉大海。
有些岗位本身时间相对固定，但通勤时间成了问题。一个薪资尚可的行政专员职位，公司地点在城东新区，单程地铁加公交要近一个半小时。这意味着她必须早上六点前出门，才能赶在下午三点半前请假或早退。她算了算，如果请一位可靠的钟点工阿姨接米豆并照看两三个小时，每月支出至少两千元，这份工作的税后收入几乎所剩无几。况且，将孩子完全交给陌生人，她无法放心。
几次之后，她调整策略，优先寻找离家近、或者明确标注“工作时间弹性”、“可居家办公”的职位。但这样的职位本就稀少，竞争异常激烈。她投出的简历，大多在“已读”后便无下文。少数几次进入面试，当她坦诚说明需要兼顾三年级孩子的接送时，几乎都能从对方瞬间变化的表情或委婉的措辞里读出潜台词：“你的家庭负担，可能影响我们对稳定性和投入度的判断。”
有一次，面试一家小型文化公司，女主管对她过往的文案作品表示认可，问及职业规划。苏予锦努力振作精神，谈起自己对新媒体趋势的关注和学习意愿。对方似乎有些意动，但最后仍问：“如果晚上孩子睡了，有临时稿件需要紧急处理，你能保证响应速度吗？”
苏予锦知道这是关键考验，她几乎要脱口而出“没问题”，但话到嘴边，还是变成了：“我可以尽力协调，晚上孩子入睡后，我有时间处理工作。”
女主管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些了然，也有些遗憾：“我们团队小，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即时性的付出。你的情况我理解，但可能不太匹配我们现阶段对岗位的期待。”
经济压力是另一道沉重的枷锁。她迫切需要一份收入来填补信用卡的窟窿，支付迫在眉睫的账单。这让她在薪资谈判时处于绝对劣势。一家初创公司给出一个“运营助理”的职位，工作内容庞杂，从维护社群到整理数据都要做，对方试探着给出一个低于市场价的薪资，并画饼说“公司发展起来会有股权激励”。苏予锦明知是坑，却还是犹豫了。那点钱，至少能解燃眉之急。但当她进一步询问具体的社保缴纳、加班费计算时，对方开始含糊其辞，最后甚至有些不耐烦：“我们看重的是共同成长的意愿，现在计较这些，格局是不是小了？”
她也尝试过一些完全弹性的自由职业，比如接更多的文案单、尝试做线上客服。但前者收入极不稳定，好单子抢手，差单子费时费力报酬极低；后者则需要固定的、长时间的在线，且常常是夜班，她无法在照顾米豆的同时保证工作状态。
最让她感到无力和自我怀疑的，是那种无处不在的、隐形的“年龄”与“性别”叠加的偏见。她三十出头，在招聘者眼中，似乎正处于“事多”（家庭责任重）和“潜力有限”的尴尬地带。一次视频面试，对方是一位年轻的男性部门经理，在听她简单介绍完履历后，很直接地问：“苏小姐，这个岗位可能需要一定的冲劲和经常性的团队头脑风暴，你觉得自己在精力和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上，跟刚毕业两三年的年轻人比，优势在哪里？”
她准备了专业问题，准备了项目经验，却没准备好回答这个。她张了张嘴，想说自己的经验更成熟，处理问题更周全，但看着屏幕里对方年轻而略带审视的脸，那些话忽然就哽住了。最后，她只是干涩地说：“我相信我的学习能力和责任心。”
结果可想而知。
夜晚，在米豆均匀的呼吸声和笔记本电脑散热器低微的嗡鸣中，她浏览着招聘网站。页面上的职位要求光鲜亮丽，“狼性团队”、“快速发展”、“拥抱变化”……那些词汇离她此刻疲惫的现实如此遥远。她关掉网页，打开兼职校对的文档，一个个字母在她干涩的眼中跳动。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至少，它不会问她孩子谁带，不会嫌她“事多”，不会因为她需要准时接孩子而质疑她的投入。
只是，这点收入，就像试图用一把小勺舀干一个正在渗水的船舱。她知道，必须找到新的、稳定的入水口，否则沉没只是时间问题。可年底的人才市场，像是一扇缓缓关闭的大门，留给她的缝隙越来越窄，光线越来越暗。每一次投递简历，每一次面试，每一次婉拒或石沉大海，都像是有人在门后又加上了一道
南乔那边，再无音讯。他没有问过米豆，没有打过一分钱。仿佛从那个初秋的清晨起，他和他的世界就彻底从苏予锦和米豆的生活中蒸发消失了，只留下一个“不孝儿媳殴打婆婆”的模糊罪名，在一些遥远的亲戚口中偶尔被提及。
有时候，哄睡米豆后，苏予锦会独自在漆黑的客厅里坐很久。身体很累，心却空茫。她不再流泪，也不再感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只有一种深切的、渗透到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