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予锦身上那件穿了多年的旧外套，他知道，自己必须把整个家的重量扛在肩上。
为了生活，南乔主动要求公司派自己去外地偏远地区做项目。
这个决定，是在他连续第三个月看到工资条上那笔勉强覆盖药费和基本开销、却对任何意外都毫无抵抗能力的数字后，咬紧牙关做出的。公司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项目经理摊开一张地图，手指点在一个位于两省交界、被重重山岭标记的地方：“……这个风电基础建设项目，工期估计得四五个月，地方偏，路不好，信号也差。谁愿意带队去？驻场补贴和项目奖金比常规高百分之三十。”
老板的目光扫过会议室里几个资历更老的工长，他们或低头喝茶，或面露难色。山区，长期，条件未知，意味着要远离家庭和熟悉的环境，面对各种不便和可能的棘手问题。就在项目经理眉头微蹙时，坐在角落一直沉默的南乔站了起来。他站得笔直，甚至有些僵硬，声音因为紧张而略显干涩，却足够清晰：老板，我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带着诧异和审视。南乔在公司的资历不算最深，技术也不是最拔尖，但踏实肯干、能吃苦是出了名的。老板看着他：“南乔，你想清楚，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去至少小半年，中间轻易回不来。听说今年冬天那边雪大。”
“我想清楚了。”南乔回答得很快，仿佛怕自己一犹豫就会退缩，“我能带队，保证把活干好。”&bp;他需要那高出百分之三十的补贴和可能丰厚的项目奖金，那是能让他稍微喘口气，甚至可能攒下一点钱应对未来更大风浪的希望。偏远和艰苦，在此刻的他看来，反而是机会。
回到家，告知苏予锦这个决定时，她正在给母亲喂药。听到“四五个月”、“很偏的山里”，她端着药碗的手几不可查地晃了一下，几滴棕黑色的药汁溅在床单上。她没说话，只是用纸巾默默擦拭干净，然后继续喂药，直到母亲喝完，才转过身，看着南乔。她的眼睛深陷，里面是浓得化不开的疲惫，还有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什么时候走？”她问，声音没什么起伏。
“后天。”南乔喉咙发紧，“公司安排车直接送到项目点。钱……我会按月多寄回来。家里……”他顿了顿，那句“辛苦你了”在舌尖滚了无数次，却觉得苍白无力到了极点。
苏予锦点了点头，没再看他，开始收拾母亲吃完药的碗勺。“东西我给你准备。山里冷，多带点厚衣服。”
出发那天清晨，天色漆黑。南乔的行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鼓囊，除了衣物，苏予锦还塞进去一大包她连夜赶制的肉酱和耐放的饼子。母亲似乎感应到什么，在药物作用下昏睡的脸上眉头紧蹙。南乔跪在床前，额头轻轻抵着母亲枯瘦的手背，停留了好一会儿，然后猛地起身，不敢再看。在门口，苏予锦把最后一个装满常用药的塑料袋塞进他背包侧袋。“自己当心。”她终于抬眼看他，眼神复杂，有担忧，有沉重，也有一丝被漫长孤寂前景笼罩的茫然。南乔想抱抱她，最终只是用力捏了捏她冰凉的手，转身没入门外凛冽的黑暗中。
项目所在地的艰苦，超出了南乔的预想。那是在一片连绵秃山的腹地，远离人烟。工棚搭建在半山腰的避风处，冬季的寒风依旧像刀子一样，能穿透板房的缝隙。饮用水是卡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限量供应。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想打个电话，得爬到附近最高的那个山头，还不一定能接通。交通更是隔绝，除了运送物资的定期车辆，几乎与世隔绝。
但南乔没有时间抱怨或退缩。作为带队的工长，他不仅要完成自己那份繁重的体力活——在冻土上开挖基础、搬运沉重的建材，还要协调其他几个工人，处理各种突发问题，应对恶劣天气对工期的影响。他把自己逼成了最严苛的人，对工程进度和质量的要求近乎偏执，因为他知道，这不仅关乎责任，更关乎他能否拿到那笔至关重要的项目奖金。
他成了工地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白天，他在寒风中挥汗如雨，指挥调度；晚上，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核对进度，规划次日工作。手指生了冻疮，裂开渗血，随便缠上胶布继续干活。胃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而加重，疼痛袭来时，他就着冰水吞两片随身带的廉价药片压下去。身体的极度劳累，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他对远方家庭的思念和焦虑。只有深夜，万籁俱寂，听着山风呼啸掠过工棚，那种刻骨的牵挂才会汹涌袭来，让他辗转难眠。他担心母亲的疼痛是否加剧，担心苏予锦独自应对突发状况的无助，担心那每月三百元是否又准时到来，像个冰冷的嘲讽。
与家里的联系，变得极其珍贵和困难。通常每隔十天半个月，当运送补给的车上来时，他才能借司机的卫星电话，匆匆给苏予锦报个平安。通话时间以秒计，信号嘈杂，彼此的声音都断断续续。他只能反复喊着：“家里好吗？妈好吗？钱够吗？”&bp;苏予锦的回答总是简短：“都好。够。你自己注意。”&bp;然后通话往往就在一阵刺耳的忙音中中断。他握着失去信号的电话，站在荒凉的山脊上，望着家的方向，只看到重重叠叠、望不到尽头的灰黑色山峦。
他把所有的精力、思念、以及对改变境遇的渺茫希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