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三年的税费。我现在每天能挣两百多块，自己花不完，还能给重孙子买零食。”
老人环视了一圈会场，目光最后落在李建平身上，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朴素的质问：“这位领导，您刚才说的‘成本’，我一个老头子不懂。但我懂一个理：以前我每天挣的钱，三成要交给流氓；现在我挣的钱，全是我自己的。以前我不敢抬头看人，现在我能挺直腰杆做生意。您说这样的扫黑除恶值不值？这样的‘成本’花得该不该？”
老人说完，慢慢转过身，一步一步地走回人群中。整个礼堂鸦雀无声，只能听见他蹒跚的脚步声。几秒钟后，雷鸣般的掌声突然爆发出来，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热烈、都要持久。几位代表甚至红了眼眶，悄悄抹了抹眼角。
接着，一个中年妇女走上前。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袖口磨得发亮，脸上带着风霜的痕迹。“我叫王秀兰，是城东菜市场的摊贩。”她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很清晰，“赵天霸的侄子在菜市场当‘管理员’，每个摊位每月要交一千块‘管理费’，不交就把你的摊子扔出去。我丈夫得了重病，家里全靠我这个摊子糊口，实在交不起。他们就把我的菜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烂，还把我推倒在地，踢了我好几脚。”
她抬手撩起裤腿，露出膝盖上一道长长的疤痕：“这就是当时留下的。扫黑除恶后，那个‘管理员’被抓了，菜市场重新选了负责人，再也没有人敢乱收费了。我现在每个月能多挣两千多块，足够给我丈夫买药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没有扫黑除恶，就没有我们这些小摊贩的活路。”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一个拄着拐杖的残疾人、一个曾经的受害者家属……十二位代表，每个人只讲两三分钟，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复杂的逻辑，只有最朴素、最真实的生活片段。他们讲自己如何被黑恶势力欺压，如何在扫黑除恶后重获新生，讲自己现在能安心睡觉、能放心做生意、能挺直腰杆做人的幸福。
当第十二位代表——那个曾经被赵天霸逼着下跪舔鞋的修鞋匠老陈，红着眼眶说“我修了三十年鞋，以前见了赵天霸的人就像见了阎王，得绕道走。现在，我在街边摆摊，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我能挺直腰杆做人了”时，礼堂里的掌声再次爆发，不少人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李建平坐在座位上，始终面无表情，嘴角甚至还维持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但他手里的笔，已经很久没有动过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后颈的红色也蔓延得更广了些。
父亲的电话与高层的棋局
中午休会时，林雪回到主办方安排的休息室。休息室不大，布置简洁，一张沙发，一张茶几，窗外是会展中心的花园。连续几个小时的汇报和交锋，让她感到有些疲惫，她靠在沙发上，轻轻揉了揉眉心，眼底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着“父亲”两个字。林雪心中一暖，按下了接听键。
“小雪，我在看直播。”老司令员的声音通过电波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沉稳而有力，“讲得好，非常好。数据扎实，故事感人，尤其是最后让老百姓自己站出来说话，这招高明。事实胜于雄辩，人心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爸，您也在关注这个会？”林雪的声音带着一丝放松，像个得到夸奖的孩子。
“当然关注。”父亲的语气里满是骄傲，“你的每一步工作，我都在看着。李建平的那三个问题，我也听到了。”
提到李建平，林雪的语气瞬间严肃起来：“爸，他的问题很尖锐，明显是有备而来。我怀疑，他背后有人支持，想要刻意抹黑我们的工作。”
“嗯，我听出来了。”父亲的声音沉了下来，“小雪，你要明白，他问这些问题，不是真的想要一个答案，而是在试图定调子。他想把讨论框在‘成本’‘副作用’‘程序瑕疵’这些技术细节里，让大家忽略你们最核心的成绩——铲除了一个危害凌源百姓二十多年的犯罪集团，还了当地一片朗朗乾坤。这是一种很隐蔽的舆论引导，试图让扫黑除恶从一场正义的斗争，变成一个可以被质疑、可以被争论的‘技术问题’。”
林雪的心里一凛，父亲的话点醒了她。她之前只想着如何用数据和事实回应问题，却没意识到李建平的根本目的是转移焦点。“那该怎么办？接下来他们可能还会有其他动作。”
“你已经做对了最关键的一步。”父亲的声音缓和下来，带着一丝欣慰，“用人心破技术，用真实的生**验回应抽象的理论质疑。老百姓的声音，比任何华丽的辩护都有力量。不过，光这样还不够。李建平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发难，背后肯定有支持他的势力。我已经打听了一下，他最近半年，至少三次去北京参加某个所谓的‘法治建设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的组织者，是几个在法学界有名的‘法治理想主义者’——当然，这是好听的叫法，实际上，他们背后接受了不少境外资金，长期鼓吹‘司法独立’‘弱化政府权力’，对我们的扫黑除恶、基层治理工作一直持批判态度。”
林雪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您的意思是，李建平可能和这些人有勾结？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