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几个年轻人也围了过来，七嘴八舌：
“就是，工具坏了让用手拔，这是什么道理？”
“队里的工具早该换了，这把破镰刀我都报修半个月了。”
“工分记那么细，工具坏了就不管了？”
王富贵被围在中间，脸一阵红一阵白：“嚷嚷什么？镰刀坏了又不是我弄坏的，队里经费紧张，你们不知道吗？”
“经费紧张？”一个年轻人指着田埂上王富贵带来的水壶，那是个崭新的水壶，漆面锃亮，“那这个水壶哪来的？我听说要三块钱一个。”
王富贵一把抓起水壶，恼羞成怒：“这是公社配发的，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吗？”
场面顿时僵住了。
李大山赶紧打圆场：“都少说两句，少说两句。铁牛，你先用我的镰刀。”说着把自己的镰刀递过去。
赵铁牛接过镰刀，狠狠瞪了王富贵一眼，转身继续干活了。
但这一闹，原本还算有点进度的劳动，彻底停了下来。大家都站着，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再动手。
王富贵气得手发抖，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多半是在记谁闹事。
然后他甩下一句：“我去公社汇报情况！”竟然转身走了。
他一走，田里顿时炸开了锅。
“看见没？又去打小报告了！”
“汇报个屁，肯定是去歇着了！”
“咱们也歇，队长都走了，还干个什么劲？”
老田头第一个坐下来，掏出烟袋。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找阴凉地方坐下。
只有赵铁牛和另外两个年轻人还站着，但也没再干活。
李大山看着这一幕，蹲在田埂上，双手抱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朝阳站在不远处，把这一切尽收眼底。
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但眼里却结了一层冰。
他们在田埂上又站了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里，除了赵铁牛闷头又割了一小片，其他人几乎没动。直到太阳开始西斜，李大山才站起来喊：“收工吧，明天再说。”
社员们稀稀拉拉地起身，扛着工具往回走。
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不是劳动的疲惫，而是这种无效消耗带来的心累。
傍晚时分，三人离开李庄。
金色的夕阳把茅草房的影子拉得很长，炊烟从那些低矮的屋顶上升起，本该是宁静的乡村晚景，此刻却显得格外沉重。
回到吉普车旁，王小川没有立即开车门。
他先绕着车走了一圈，检查轮胎、底盘，又看了看周围的草丛，这是在战场上养成的习惯，防止被埋雷或设伏。
确认安全后，他才打开车门：“首长，请上车。”
陈朝阳坐进车里，李赤水坐在副驾驶。
王小川发动引擎，吉普车在黄土路上颠簸着前行。
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轰鸣。
过了好一会儿，陈朝阳忽然开口：“小川，你今天观察到了什么？”
王小川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声音清晰：“报告首长，我观察到几个问题。”
“第一，管理混乱。干部不劳动，只指挥，而且瞎指挥。
第二，分配不公。干多干少差不多，挫伤了积极性。
第三，工具匮乏，影响效率。
第四，人心涣散，集体劳动成了形式。”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没人真正关心收成。
割得快也好，慢也好，稻子掉地上也没人捡。
因为收多收少，分到各家都差不多。这种干法，再多地也种不好。”
陈朝阳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田野，那些在暮色中静默的稻田，那些歪斜的茅草房。
“是啊，”他轻声说，“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为什么合作社还不如单干的时候？”
车内一片寂静，像是他在自言自语，却没人能回答陈朝阳的问题……
车子驶入清江县城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约瑟夫大街上的路灯次第亮起，这些整齐划一的仿苏式建筑在灯光下勾勒出冷硬的轮廓。
车窗外闪过的光与影，与李庄那片沉没在黑暗中的茅草房形成了无声尖锐的对比。
吉普车内，气氛肃然。
陈朝阳从闭目沉思中睁开眼，目光清明坚定，下午田间那一幕幕混乱与低效的景象，已在他脑海中凝聚成清晰的判断与决策思路。
“赤水，”他的声音打破了车内的寂静，“记录。”
李赤水立刻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和钢笔，拧开笔帽，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驾驶座上的王小川依旧目视前方开着车，但脊背不自觉地挺直了些。
“基于两日在清江市及李庄的实地调研，现存问题主要可归纳为两方面。”
陈朝阳语速不快，字字清晰，已然在口述一份即将发往各地的指示文件。
“第一，城市工作中存在盲目效仿苏联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
表现为片面追求建筑样式、街道规格等外在形式的‘苏化’，并将是否照搬苏联模式作为评价工作的僵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