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论是，宣帝的首要目标仍是斩除霍光集团的势力，在此期间，宣帝不会对帝贺及新夏朝发动大规模之军事行动。
帝贺深思熟虑后，觉得戴家小妹的研判颇具道理，然而，新夏朝仍需未雨绸缪，尤其要加快哀牢山根据地的建设步伐。
故而帝贺苦思冥想，该如何向自己的岳父梅超风启齿，将这位德高望重的“救火队长”调遣至哀牢山根据地，委以黑衣骑兵主将之职。
只因这处根据地乃是留予他外孙的，亦是帝贺与梅红衣的唯一骨血刘中国的。哀牢山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务必要掌握在刘中国信得过之人手中。
当然，帝贺不知道接下来禹羌铁骑在阴山地界的主要劲敌鲜卑人将发生重大变故，而调派梅超风的时机即将成熟。此处且按下不表，亦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此时，放下姜虹亦飞鸽传书而来的情报，帝贺想起，父王（刘髆）即因《穀梁》学而认可卫太子，盖因《穀梁》学源自昌邑国所在的鲁地，而卫太子生前喜欢《穀梁》学并大力推广之。
据《戾太子传》载，卫太子“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儒林传》称“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
（此处“上因尊《公羊》家”之“上”，乃汉武帝也。）
武帝时，瑕丘江公受《穀梁传》于鲁国申公，遂为穀梁学之代表人物。据传，其于武帝殿前与齐人董仲舒论辩，以言辞不利而败，致武帝重用董仲舒而罢黜江公，公羊春秋遂成朝堂之学，而穀梁春秋则埋没于民间。
并且，武帝政见的最忠实的拥趸霍光一派势力屡用《公羊》义压制宣帝父祖，也为宣帝所不满。
如据《隽不疑传》载，当年隽不疑就是以《公羊》之义抓捕民间自发为卫太子鸣冤的伪卫太子的，隽不疑说“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此用的就是《公羊传》之义。
武帝独尊公羊学，而卫太子弘善穀梁学，此乃其政见相左之体现，亦为末学在长篇小说《五月与安然》中所言武帝借巫蛊之祸痛杀当了三十二年太子之卫太子刘据之祸端也。
由于卫太子喜欢《穀梁》学，宣帝在民间时就对《穀梁传》有所研读。
与公羊学不同，榖梁学十分重视礼义教化，重视宗法情感，把礼的观念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而这具有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稳定政治统治，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作用。（可考据周桂钿《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就辄拒其父而不纳一事，《穀梁传》表面释义与《公羊传》同。然《穀梁传》在开篇即说“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这显然是有利用宣帝之手为其父祖平反的。（可考据李峰，闫喜琴《汉宣帝传》，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4页）
于此，帝贺倒是乐观其成，甚至对这件事情还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心里也非常认同应该为戾太子平反这件事。毕竟，卫太子的一生对于大汉朝来说，无论是在政治清明方面，还是在民生福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
卫太子当政之时，推行诸多利国利民之策，致使大汉之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其关注民生，竭力改善百姓生活，使民得以安居乐业。如此，亦填补武帝穷兵黩武所致国库空虚之大漏洞，而免大汉生极大动荡。
这样的历史功绩，绝对不应该被时间所埋没。帝贺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对于为卫太子平反这件事，不仅持支持态度，甚至还希望能够尽快实现。
帝贺遂指示姜虹亦于军情六处培植熟读通透《穀梁春秋》的暗卫入仕汉廷，代号“007”，由姜虹亦单线联系，宣誓终生效忠帝贺，仅报备于娜菌王妃。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潜伏于汉廷，以作为帝贺夺回皇位的高级内应；二是助力卫太子平反之事。
因《春秋》存有不同版本，帝贺谈及父王秘室中珍藏有《齐论语》，遂问《论语》是否亦有不同版本。
柳下惠后报，《论语》于汉代有三种版本《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其中，《鲁论语》较流行。
《齐论语》与《鲁论语》以汉代通行隶书所书，称今文《论语》；《古论语》以先秦文字所书，称古文《论语》。
《齐论语》与《鲁论语》乃齐国、鲁国所传两种《论语》版本，内容大致相同。
总体而言，《齐论语》内容较《鲁论语》更为丰富，《齐论语》二十二篇，《鲁论语》二十篇，多出两篇为《问王》与《知道》，其他各篇中，《齐论语》亦较《鲁论语》多出部分章句。
而后，帝贺所珍视的《齐论语》惊现于“海昏侯墓”，成为至今尚存的孤本，成为海昏侯墓考古成果中最为耀眼的文化瑰宝。
多年之后，庄逍等人对于宣帝倡导穀梁学为其父祖平反之事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宣帝更是有意借助《穀梁》学来推行自身的政治主张。
待到铲除霍氏集团，独揽大权之后，宣帝更是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