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
“正是此事，父皇明鉴。”
朱慈烺肯定地回答道，神情变得认真起来。
事实上，在南巡船队沿运河南下、又由海路转入长江的这一路上，闲暇时，朱慈烺便多次与崇祯探讨过南京乃至整个江南的发展规划。
其中他重点提出的一项长远战略，便是大规模兴修道路。
这“路”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南京城内部的道路系统改造与拓宽。 其二，则是一项更为宏大的工程——修筑一条连接南北两京的水泥路，或可称之为“两京直道”。
朱慈烺向崇祯详细阐述过修路的诸多好处，畅通的官道能极大加快政令传递、军队调动、物资运输的速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便利的交通能促进商业流通，繁荣经济，增加税源；平整宽阔的道路本身也是王朝强盛、民生安定的象征，能提振民心士气。
崇祯作为皇帝，自然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而且这种好处之前京城修路的时候他早已经见识到了，因此对朱慈烺描绘的远景亦是心向往之。
然而，当朱慈烺粗略估算出这项工程可能需要的巨额花费时，崇祯当时就被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初步估算，仅全面翻修、拓宽南京城内主要街道，疏通排水，增设桥梁，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修建从南京到北京，跨越数高官达数千里、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高标准直道，其耗费更是难以想象。
朱慈烺根据明末的物价、人工、材料水平大致推算，整个工程所需银两，恐怕至少在三千五百万两到四千万两白银之间！这几乎相当于大明鼎盛时期一年甚至更多的全国赋税总收入！
对于刚刚经历内忧外患、国库虽经整顿有所好转但远未丰盈的朝廷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压力。
即便朝廷现在很有钱，但这些钱也不能用在修路这件事上。
崇祯当时的第一反应便是犹豫甚至退缩，他固然知道修路的好处，但如此巨额的投入，实在让他心惊肉跳。
思绪回转，崇祯忧心忡忡地对朱慈烺说：
“烺儿，你所言修路之利，朕岂能不知？然库帑虽稍裕，然辽东用兵在即，各地赈灾、河工、边饷，在在需钱，一下掏出数千万两修路，这如何使得？岂非竭泽而渔？”
“再者，工程浩大，非数年之功不可成，期间若再有变故，如何是好？”
朱慈烺对此早有预料，他等的就是崇祯提出资金难题，于是乎，他不慌不忙地抛出了自己思虑已久的方案：
“父皇所虑极是，工程靡费，确乃首要难题，然儿臣有一策，或可解此燃眉之急。”
“哦？快快道来！”
崇祯急切地问。
“朝廷无需承担全部，甚至无需承担大部费用。”
朱慈烺语出惊人。
“修筑南京城道路与两京直道所需银两，大头可由南京及沿途受益地区的官绅、商贾‘乐捐’承担，朝廷只需象征性地出一部分，以示倡导与支持即可。”
“乐捐？”
崇祯先是愕然，随即皱眉。
“南京那些勋贵官绅，刚刚被追缴了积欠，心中恐怕正有怨气，如何肯再出巨资修路？此非与虎谋皮？”
朱慈烺微微一笑，耐心解释道：
“父皇，此一时彼一时也，追缴积欠，是清理旧账，他们虽肉痛，却理亏，不得不从，而修路，却是‘造福地方、利在千秋’的善政、美事。”
“儿臣之意，并非强行摊派，而是‘劝捐’与‘利益交换’相结合。”
他进一步剖析。
“父皇请想，这南京城，虽名义上是我朱明留都，但自永乐北迁之后，一百多年来，我皇家可曾长住于此？可曾投入巨资修缮城垣街道？”
“没有！真正在此世代居住、经营产业、享受繁华的是谁？”
“是魏国公、诚意伯等留守勋贵，是南京六部的官员胥吏，是依托漕运、盐业、丝绸发家的江南巨贾！南京城的道路泥泞还是平坦，市井是繁荣还是萧条，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出行便利、货殖盈亏与脸面风光！”
“由他们出钱修自己天天要走的路，整治自己生活的城市，岂非天经地义？”
崇祯听得若有所思。
朱慈烺继续道：
“再者，修筑两京直道，看似工程浩大，耗资无算，然此路一旦修通，自江南鱼米之乡、丝茶之利、百货之盛，可直抵京师，沿途州府皆可受益，漕运或有阻滞，此陆路便可为补充，商旅往来，倍加便捷；消息传递，朝发夕至。”
“其中所蕴含的商机与利益，何其巨大？那些嗅觉灵敏的商贾，岂能看不到其中好处？朝廷只需明示，凡出资修路者，可根据出资多寡，享有未来一定年限内沿途关卡税收减免、优先承租沿线官地设立货栈、甚至其商号可冠以‘皇商’名号等优惠。”
“儿臣相信重利之下，必有勇夫，那些家资钜万、富可敌国的盐商、徽商、晋商、海商，岂会不动心？”
他顿了顿，给崇祯消化的时间，然后抛出最关键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