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说话。同时，也要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上发声，不能让他们单方面定义。”
“好，这事你牵头，需要什么资源直接跟我说。”许大茂记录下来，又看向负责生产的副总，“老王，AP基地那边，溯源系统必须尽快落地试点。不要搞太复杂，先做到从地块到初级加工环节的信息可查，让社员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告诉老李，联盟可以预支部分款项，帮愿意加入溯源体系的合作社升级基础设备。”
接下来的几个月，许大茂几乎成了空中飞人。
他飞回四九城，通过何雨柱介绍的关系，与几家有影响力的部队总医院接洽，将联盟内几家药厂的几个经过多年临床验证、安全性高的中成药，纳入了军需特供药品的遴选范围。
这一方面加快了审批流程，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提升了这些产品的信誉度。
同时，何耀祖在香江动作频频。
他利用黄河投资控股的几家离岸贸易公司，重新规划了中药出口的物流路径，将部分对东南亚的出口改经新加坡转口，并积极接触当地有实力的华裔商人，建立新的分销网络，以分散风险。
关于中医药的文化宣传，何雨柱通过老方等人的关系，联系上了几家对外宣传机构和有影响力的文化学者。
一系列介绍中医药历史、哲学基础和现代科学验证的文章、纪录片开始悄然出现在海外的专业期刊和媒体上，虽未大张旗鼓，却在特定圈层中逐渐消除着“中药不科学”的刻板印象。
许大茂则继续深耕国内。
他选定了两个省作为溯源体系的全面试点，与当地政府合作，将AP标准、溯源信息与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捆绑推广。
社员们发现，加入了“黄河联盟溯源体系”的药材，不仅收购价有保障，还能在包装上使用统一的认证标识，直接提升了产品档次和售价。
阻力依然存在。
在推动一家老字号药厂进行生产线自动化改造时，几位老师傅联名反对，认为机器无法替代人工挑选药材的“慧眼”。
许大茂没有强行推行，而是请来了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带着仪器现场检测，对比老师傅人工挑选和机器分拣后的药材杂质率与有效成分均匀度。
当数据显示机器在排除异物和保证批次稳定性上更具优势时，他再次诚恳表态：“机器是帮老师傅省力气，把‘慧眼’的经验转化成标准，让更多徒弟能学到精髓，不是要取代谁。”
僵局慢慢被打破。
看到实实在在的数据和市场反馈，越来越多的老字号和药厂开始主动接触联盟，探讨不同层次的合作。
接着，“黄河中医药发展联盟”在四九城召开了第一次年度大会。
除了成员单位，还邀请了部委领导、行业协会和多位国医大师。
会上正式发布了首批五个药材品种的全程溯源技术规范，以及三个中成药的新版质量标准。
一位受邀与会的国医大师在发言时感慨：“老祖宗的东西是好，但不能总躺在故纸堆里。用现代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把质量管起来，这条路子走对了。不能让外面的学生，反过来卡住我们老师的脖子啊。”
许大茂坐在台下，听着这些话，他想起何雨柱关于中医现状的忧虑。
会后，他专门去拜访了几位年事已高、但仍在坚持带徒授业的名老中医。
听着他们讲述如今中医院校教育重理论轻实践、年轻医生难以接触领悟传统诊法的困境，许大茂意识到，这或许是比中药标准化更棘手的问题。药材是基础，但真正让中医药活着的，是“人”，是那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医理和经验。
他回到办事处，在新的工作计划草案上，郑重地添上了一项：“筹备‘名医经验传承与青年中医培养’计划可行性调研。”
许大茂回到四九城，带着初步成型的“中医药联盟”成果向何雨柱汇报，却也带来了更深层的忧虑。
“哥，药材和成药这块，总算撬开点缝了。可中医本身…难处更大。”许大茂揉着太阳穴，“我拜访了几位老先生，情况不乐观。”
“说说。”何雨柱给他倒了杯浓茶。
“首先是传承。老一套的师带徒，现在行不通了。学校里的学生，光学理论，摸不到脉，认不全药。毕了业进了医院，还得从头学。可有多少老师傅有时间、有精力、还愿意倾囊相授？好些绝活，眼看就要带进棺材了。”
“其次是资格。”许大茂叹了口气，“现在行医讲究学历、考试。可有些民间大夫，祖传的手艺，治好了不知多少人，就因为没有那张纸，成了‘非法行医’。前阵子西南有个老先生，家里几代治骨伤的，被举报了，差点进去。反而是些半吊子，靠着关系混个证，开药方子胆子比谁都大。”
何雨柱沉默地听着，手指敲着桌面。这些问题，他并非全然不知，但经许大茂具体说出来，显得更为尖锐。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试着推动一下‘师承教育’的认证。”许大茂道，“让那些跟师学习多年的，也能有个正式的名分，至少别被打成非法的。另外，能不能跟几所中医药大学合作，搞个‘临床传承班’，请老